姊妹花(1934)

简评

第一次看民国时代的老电影，剧情老套，但是演员演技很好，胡蝶饰演的军阀姨太太好有气质啊。那时的穷人好难，不对，古往今来的穷人都好难，每个普通人都是时代里的一粒尘埃，对于历史周期变迁，只能尊重社会周期定律，随波逐流。无法改变世界，唯有好好爱惜自己，好好生活，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

郑正秋所谓的转型之作，故事虽然有所变化，不是单纯的善恶对立，涉及到了富人、穷人以及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但无论是为了展现剧情和人物而几乎无变化的大景别和运镜，简陋平面化的布景以及戏剧性巧合性的叙事，依旧是很明显的影戏风格。结尾富人二宝因为穷人母亲和姐姐的出现而转变显得突兀且矛盾。虽然能看出郑正秋受当时时代环境的影响想要做出的改变，但因为摆脱不了影戏的传统，转型终究是失败了。

胡蝶一人分饰两角，首次强烈感受到胡蝶的演技，在身份差距悬殊的戏份里每个细节一颦一笑都做到不同，并且驾驭不同的身份实现有层次的表演，台词的功底也极到位。贫富差距主题，穷人和女人的社会地位问题，加入家庭伦理的认亲戏码，郑正秋可以说是认亲戏的始祖了。穷人床头床尾睡的细节，富人逼着穷人做坏事的跌宕。声音处理也很细致，去除了早期有声片会犯的问题。

姊妹花：被称作郑正秋“冲破旧民主主义藩篱”的作品。里头有非常多先见的洞见，如对穷人生育的悲观态度、一分容貌一分地位的不公以及对女性随着容貌的逝去势必被取代的同情。可以说是完全站在弱势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30年代相当不易。不过处理阶级对立时，创作者把两者简化成影戏时期似的善恶分明的两方，有些观念显得过于偏激。话剧式的对白也并未发挥出有声电影的优势，画面处理也被评价为“沿用影戏的创作经验，场景集中、镜头呆板，画面沉闷”。而结尾大团圆似的结局也令该片的社会批判性大大降低。遗憾的是，拍完此片后不久郑正秋便逝世了，他没能进一步对影戏传统创新。

刚刚才发现《桃李劫》也是1934年出品的，那这么一对比该影片在视听语言方面真的做的很差了。在拍摄画面而言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影戏思维，通常都是像舞台剧一般。不过，剧情的设置还是很值得称赞的，胡蝶一饰二角，出演穷家女还有官太太，两种气质都拿捏的很到位。对比作为左翼电影时期各大导演最喜欢用的手法，该影片也是把这种技法发挥的很到位，尤其是看到亲姐妹不同的遭遇就令人唏嘘，不禁感叹穷人真的没有出路，做女人真的太难。不过最后互相认亲加责骂父亲那里的台词写的有点儿不太ok。但是很能感受到导演对于阶级矛盾的展现与批判。

看了好长时间二三十年代默片，打开《姊妹花》突然有了声音，真的吓了一跳字幕上写着“全部对白歌唱有声巨片”，主创字幕也有了“收音”。对于熟稔影片套路的观众，其实从二宝说要找奶妈开始就能猜到故事走向了，即大宝后来就阴差阳错的成为二宝家奶妈，然后二者互不认识，阶级冲突严重，最后真相大白，姐妹相认，然后大团圆结局。这类故事套路在韩剧、国产剧中已经泛滥成灾，但是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来说，还是个非常新鲜的剧本创意，后来发展为经典家庭伦理情节剧类型。电影刚刚有声的阶段，演员开始发声，台词还是比较夸张的，尤其结尾饭桌上父女、母女、姐妹互认那场戏，以“现代标准”看，演员的台词非常糟糕，让人出戏。结尾表达了影片的左翼批判主题：“妹妹，你将来年纪大了……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哪”。胡蝶一人扮演二角。

其实骨子里是一个三言二拍的故事，穷人的命运苦不堪言，一路下滑，竟至于导致关进监牢的命运。孪生姐妹都由胡蝶扮演，二十几岁，演技惊人，穷苦姐姐大宝被生活折磨得体无完肤，忍辱负重，而当了官太太的妹妹二宝珠光宝气，颐指气使，眼睛里完全没有穷人。无论是在各自的生活，在交手戏，还是在后来相认的饭局上，胡蝶的表演都是无可挑剔的，叹气、笑、迟疑、哭……都完全发自内心而且动人心魄。故事虽然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却也是光明的，深刻的力度虽然不够，却是精彩纷呈的人间故事。尤其是穷人家的那些对话，夫妻离别，母女相认，母女劝和，对白无一不是完美的。电影用了许多闪回，来帮助人物心理和表情的塑造，都是非常成功和现代化的，郑正秋的技巧和节奏感一流。

确实一般。本片和《渔光曲》同样诞生于“中国电影年”，但质量明显比后者差了几个层次。在视听语言方面几乎毫无创新，完全承袭影戏主流风格传统，舞台感十分强烈，远景叙事占大部分篇幅。也没有充分利用好有声电影的优势，声音全为人物台词与故事所服务。最严重的缺陷是结尾明显缺失，故事还没讲完就匆匆结束，真不负责任！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胡蝶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可这一点又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无法在一幅画面内呈现出两个角色的对手戏，很是遗憾。1552

郑正秋不太成功的一次转型，尽管影像上已经有所进步，但整体还是显得比较呆板，舞台剧的色彩仍然浓厚。与此同时，郑正秋对现代观念的接受也是有限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观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阶级矛盾则以一种理想式的结局解决（具有十足的矛盾性），这一问题是无法用故事背景的现实性来解释的。电影的表演是夸张的，这不仅是演员的问题，也是和郑正秋一以贯之的审美观念。

《中国电影史》课堂放映，郑正秋编导、胡蝶一人双饰的“新市民电影”，据袁老分析具有三大特性，思想投机、市场投机、技术投机。其一，吸纳左翼电影的思想元素，但反映当下现实问题的同时继承旧市民电影的价值观，不主张用激进的社会革命推翻现实；其二，规避了政治与市场的风险，一方面主流价值符合大众的喜好，另一方面采取对当下政策的回避态度；其三，在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过渡时期用声音技术吸引观众群体，从而达到较好的市场效应。影片作为早期的中国有声片对声音的使用上似乎仍然存在缺陷——只使用对白，而不用音响与音乐，影片亦不使用左翼电影阶级论对处于不同阶层的两个姊妹进行分析，不以绝对的暴力手段解决矛盾，而仍用家庭伦理对矛盾进行弥合，袁老说“新市民电影好看，凝聚着旧市民电影最好的艺术技巧，其细节经得起推敲。”

如果说孤儿救祖记是集大成之作，姊妹花就是郑正秋巅峰之作，应该也是三十年代最卖座的影片。虽然双线叙事，剧本的底层逻辑非常难有说服力，两姐妹各自离散，又在多年后以不同的阶级地位重新生活，命运极具巧合和戏剧性（也是卖座的重要原因吧），但是也有一定暴露社会不平的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触碰到了贫富的阶级根源，一定程度冲破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然而台词的说教意味还是太浓，机械地说教。结尾应该也会遭到左翼思想的批判，姐妹俩的和解意味着阶级的和解，仍旧是“小市民的美好幻想”，这仍旧是郑正秋一开始就存在的改良主义思想。父亲的角色太莫名其妙，胡蝶一人饰两角的表演虽然精彩，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没法把两个角色呈现在一个画面上）牺牲掉了一部分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高潮的戏剧张力。

改编自郑正秋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讲述了农村孪生姐妹大宝和二宝的不同命运，胡蝶一人分饰两角，上映后创造60天票房纪录。从内容上看，该片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没有脱离家庭伦理叙事的框架，并以家庭团圆为结局，保留了郑正秋改良调和的人生观念，削弱了批判性。从艺术表现上看，该片极尽郑正秋式的煽情手法，以道德善恶为基本叙事依据，情节结构充满巧合，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电影民族化叙事的基本策略。（背名词解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