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2019)

简评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先看了片再决定要不要唾弃它（这和要不要唾弃“他”不是一回事）。德雷福斯事件是记录在案的真实历史，所以不存在说一些人有拍它的资格，而另一些人没有。当然如果波兰斯基自比德雷福斯来自辩无罪，那他没有这么做的资格。问题在于无论是左拉的《我控诉》中的“我”还是波兰斯基这部《我控诉》中的“我”，指代的都不是德雷福斯本人，波兰斯基没有通过此片辩称四十多年前的自己无罪，而他是否像片中的主角Picquart一样遭受了司法不公呢？确实有。他有没有资格把自己遭受的不公说出来呢？同样有。这其中不存在什么隐匿用心。

真是遗憾，这样一部富有现时意义的作品陷入了倒波和挺波两个阵营歇斯底里的争斗里，导致其中重要的民主精神旁落。波兰斯基几十年在政治题材作品里的经验让整部电影看上去惊心动魄又不落窠臼，观众的情绪时刻被调动又不至于落入感伤。那么应该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波兰斯基的自我控诉吗？也许，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波兰斯基和德雷福斯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故事都不是从德雷福斯的角度叙述的，而是透过一位可以将正义与事实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军官，宁把自己置于危险也要对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公权力。这样的权力体系古而有之，今亦有之。任何挑战它的控诉都必须被倾听。

#Venezia 11不是特别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我，有一种与看《巴里·林登》时相似的感觉：事无巨细地复原那个时代的物件、服饰、光源、街景、人物行为方式。前半程的平缓单调凸显结局的跌宕起伏，几场庭审戏令人神情激愤。或许波兰斯基知道自己的”控诉“最终也无法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这种尽最大努力的冷眼旁观，戏里戏外互文着看，还是挺令人唏嘘的。

真让人欲言又止。电影是好电影，题材和剧情也都很波兰斯基，在这样敏感的时间下上映有点不明智吧……虽然贵圈的事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是阿黛拉今年凯撒奖离席真的让我心里很不舒服，看这部电影也自然带了有色眼镜。作为阿黛拉的影迷，虽然不会盲从但是不得不说波兰斯基的不少事情真的让人诟病。波兰斯基控诉也好，任命也罢，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的标题其实心里就很清楚了。

相比起同样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伍迪艾伦，波兰斯基这部新作显然太过沉重而缺乏轻松幽默的自我调侃时刻，过分忠于史实，完全不是预料般情感激烈、戏剧化高潮不断的“控诉”题材。当然，法庭审判的段落还是体现出年代特色，相比之下，美术服装室内设计有点逊色。也许波兰斯基仅仅想透过这个真实事件来自诉心声，多年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的他终于找到这个好机会。多位法国实力派和影帝轮番登场的画面也是一大看点，然而，过于密集而夹杂人名术语的对白有点让人吃不消。

会特别期待大导演拍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背后会有个问题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刻选择了拍摄这个历史事件？”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两条分支拧成一条麻绳，戏里戏外互文，就像片中加瑞尔喊“我是无辜的。”观众看的不单是戏中戏，还有戏外戏。波兰斯基的克制在于，他原本真的可以发泄情绪“控诉”一下，但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头脑和剧作能力没有失控，仿佛还原史料一般讲述，沉郁、趣味欠缺却又引人瞩目。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对我来说差点意思。

恐怕波兰斯基自己也没想到，一部主旨讲述欧洲近代反犹主义、影射欧洲当前极右翼崛起的片子，竟然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当然，你也不能说跟他的经历完全无关，只是重点在于他原罪式的犹太人身份而非其他。仍然坚持这一点：没看过片子就无权谈论和评价，《我控诉》里面人的耿直与扭曲，懦弱与坚韧，固执与狡猾，正义与腐败，虚伪和尊严，冷酷和卑微，无不来自于波兰斯基本人（的人格或经历），你真的很难说他到底是德雷福斯、皮卡尔还是那些坚称自己没错的人，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认为他在借此片声辩自己无辜，是对电影多重意图的误读和歪曲，更别提没看过就瞎bb的。如果他能用嘴说清楚，他也就不拍电影了，如果人人都能靠嘴解释电影，那电影也就不吸引人了。

遍体鳞伤的记忆成为了无数次创作的潜行驱动力，在那些电影中进行的审判、争执与痛楚，包含着悔恨与自省的辩证甚至修正构成一次次对“那时的”自己和他人重新处置的假想推演，从而不断地得到自愈的宽慰、救赎以及可能的正确幻象，后觉尽是虚妄，然原罪已负，只好继续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阴谋”大约是“情欲”和“艺术反身”之外波兰斯基影像的最常见主题，且亦敌亦友，《我控诉》或许是终曲般的最后陈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电影还是相当好看的，角色的登场布置，空间的转换更替，甚至对话的递进层次，完美把控着节奏将一件已然丧失悬念的事件变作剖解“阴谋”的缴文，并借一个复杂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谓费尽心思，于观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间调度埋伏在每一场戏，而真正的“危险小空间”具象却只有关押加瑞尔的孤岛，特效虚假，但他意或在此。

开场氛围就很慑人，沉郁肃穆的色调，规整精工的构图，流畅运镜与调度，全片保持考究的视听语言技巧，在早知结果的前提下依然稳住悬疑，不谈突破，亦是水准之作。这一桩震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甚至普鲁斯特在《追忆》中亦将此事作为时代的标识），几乎是整个欧洲时事的切片，再现反犹主义在欧洲的源远流长（开篇中几个军官谈及清除犹太人犹如祛除瘟疫，历史上正有将瘟疫根源嫁祸于犹太人之史实）。虽是风暴中心，德雷福斯却处于叙事边缘，于是观者可从更客观的距离去审视全局，也无需刻意去代入某个角色。《震旦报》以一连串“我控诉”排比之势彰显直面真相的勇气，百余年前，置安危于身外的个人、新闻媒介与文学创作者就明晓保持独立姿态和清醒头脑、遵循真理和正义的良知是何等可贵，对照今日现实，或许更有意味。